在歷史的皺褶處鉤沉

2022年春夏之際，我計劃把在北京師范大學攻讀教育經濟與管理專業(yè)博士學位時的論文整理出版，這一想法得到了周圍師友的支持和鼓勵。論文的題目是“城鄉(xiāng)二元結構背景下教育政策特征研究”。論文答辯通過后，也曾考慮將其改造成書出版，但因自己疏懶，也因為自己對一些問題不時有新的認識，所以遲遲沒有動手。盡管如此，我對相關問題的關注和思考一直沒有停止。

論文答辯結束后的幾年時間里，我曾經與同事一起去湖北黃岡中學聽課，也曾帶隊到安徽毛坦廠中學調研，還曾經將衡水中學等“超級中學現(xiàn)象”確立為教育部政策法規(guī)司的重點研究課題，并委托相關高校的專家進行研究。此番再度進入城鄉(xiāng)二元結構的語境之中，花了大量時間，增刪改查，點校句讀，直到又一個秋去冬來。一年多時間里的很多個周末和節(jié)假日，自己是在地處長安街西頭的辦公樓里，迎來并送走復興門的一個個晨昏，沉浸在文字推演、邏輯拉扯和標點符號之中，個中甘苦、冷暖自知。

此次整理，對論文作了比較大的改造?？紤]到成書的需要，也考慮到問題討論更加充分的需要，打破了論文的框架結構，重新組合，大開大合，補充、增加了大量新的內容，刪削了大量舊的文字，使得本書的討論從城鄉(xiāng)二元結構背景下教育政策問題開始，延展到了城鄉(xiāng)教育的各個方面。也因此覺得原先論文的題目已經不能涵蓋書的內容，反復考慮之下確定用《城鄉(xiāng)中國的教育》作為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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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對于中國農村教育問題、城鄉(xiāng)二元結構背景下教育問題的關注和思考，起始于在教育部政策法規(guī)司工作期間。我曾經在教育部機關工作20多年，其中絕大多數(shù)時間從事綜合文稿起草與教育宏觀政策和發(fā)展戰(zhàn)略研究工作，參與過不少重要文件的起草，主持或參與過一些課題研究活動。

20世紀90年代以來，農村教育問題、教育公平問題、教育均衡問題、處境不利人群的教育問題等進入人們的視野，成為教育理論研究的重要領域和教育政策制定的重要議程。也是在這個過程中，眾多教育研究者和實踐者提出，城鄉(xiāng)二元結構及其背景下的政策、制度是時下中國教育諸多問題的根源。受此啟發(fā)，自己開始關注城鄉(xiāng)二元結構問題，后來將其作為博士論文的題目，本人也申報并主持過全國教育科學規(guī)劃同樣內容的課題。

所謂城鄉(xiāng)二元結構或者叫城鄉(xiāng)二元體制（制度），是指由城鄉(xiāng)有別的戶籍制度及由此衍生出來的帶有二元特征的種種規(guī)定、法律和制度安排。195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以法令的形式把我國人口分為城鎮(zhèn)人口和農村人口，限制農村戶口遷往城市，此后又經過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不斷固化，形成了城鄉(xiāng)二元結構。城鄉(xiāng)二元結構曾經是中國社會的一個巨大特征和濃重底色。半個多世紀的時間里，其以極強的力量滲透到中國人的生活之中，經過不斷強化，鑄成了一副堅厚的社會結構框架，鑄就了中國社會和公共政策的性格，也鑄就了中國教育政策和制度的性格，提供了一個相當特殊的研究個案。城鄉(xiāng)二元結構是討論中國各種問題、進行宏大敘事的現(xiàn)實背景，也是討論中國教育問題、研究制定教育政策時必須認真面對的重要前提。借用錢理群先生說過的話——這里有一個最簡單、最基本的事實：生活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的，絕大多數(shù)是農民。正是中國的農村：土地上的房屋，河流與森林……構成了一個永恒的存在。因此，不認識中國的農民和農村，不了解他們真實的生存狀態(tài)，不懂得他們的思想感情，不知道他們的要求、愿望，陌生于他們的文化，就很難說真正認識中國這塊土地。

關注并研究城鄉(xiāng)二元結構背景下的教育問題，也是因為自己的成長經歷和揮之不去的記憶。當年，時代的某一?；覊m之下，我在農村度過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時期，經歷了所有農村孩子都要經歷的事情，對農村生活有切膚的體認，品味過農村生活的艱難困頓，深知“鄉(xiāng)下人”的生活境況、精神狀態(tài)、思想狀況，深知教育對于他們的意義和無奈。

再度思考城鄉(xiāng)二元結構問題的時候，我的腦海里經常浮現(xiàn)的是路遙和他筆下的高加林，是莫言的高密東北鄉(xiāng)，是那些在太陽底下汗流浹背的人，是當年背著編織袋到城市討要生活的許許多多人，是長途汽車、綠皮火車，是大涼山爬“天梯”上學的孩子，是寫出“我奮斗了18年才和你一起喝咖啡”的麥子，是“十年砍柴”，是“走了很遠的路，吃了很多的苦，才將這份博士學位論文送到你的面前”的論文致謝，是《故土的陌生人》《鄉(xiāng)下人的悲歌》《壓裂的底層》。自己記錄、思考他們，也是因為“那無窮的遠方、無數(shù)的人們都與我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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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寫作以及此次修改成書過程中，有兩個問題始終困擾著自己：一是采取何種研究方法，是走“技術路線”，多用圖表、數(shù)字、公式和“國際性”語言，還是“宏大敘事”？二是秉持什么樣的研究立場，是“客觀中立”，還是帶有“價值取向”？

長時間里，學術研究呈現(xiàn)著兩種不同的方法取向，一是宏大敘事和哲學思辨，二是以現(xiàn)實問題為取向的精微品證，二者常常彼此攻訐、互相詬病。其實，無論是宏大敘事還是精微品證，都只是學術研究的不同方法，這從許多研究領域一直存在著的實證主義與人本主義兩大研究范式如何在長時間里兩極對立、此消彼長，后來又逐漸走向融合可以得到印證。本人同意：單純的宏大敘事或哲學思辨，容易讓人忽略真正對絕大多數(shù)人產生影響的教育現(xiàn)實問題。本人同樣同意：重大歷史事件確以其強大的震撼力，改變著人們的思想、情感和態(tài)度。黃仁宇先生在《萬歷十五年》序言中，說他自己由于“受過被裁失業(yè)、與家人一起感受經濟危機和被人歧視的景況，才越來越把眼光放大，才知道個人能力有限，生命的真意義，要在歷史上獲得，而歷史的規(guī)律性，有時在短時間尚不能看清，而須要在長時間內大開眼界，才看得出來”。在《中國大歷史》中，黃仁宇先生解釋為什么要稱為“中國大歷史”，是因為中國過去150年內經過了人類歷史上規(guī)模最大的一次革命，從一個閉關自守中世紀的國家蛻變?yōu)橐粋€現(xiàn)代國家，影響到十幾億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與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我們用尋常尺度衡量。伽達默爾說過：一個人需學會超出近在咫尺的東西去視看——不是為了離開它去視看，而是為了在一更大的整體中按照更真實的比例更清楚地看它。城鄉(xiāng)二元結構背景下的教育問題，也不容我們用尋常尺度衡量。

在一個崇尚“價值解構”“意義消解”的時代，在一個“一切公眾話語都以娛樂的方式出現(xiàn)”的時代，學術研究過多的“價值關照”或許會有夏爐冬扇之嫌。但是對于一種曾經影響了幾乎所有中國人、至今仍然在影響著一半中國人的政策和制度安排，采取事不關己、一味“客觀中立”的立場顯然也是有困難的。不僅如此，深入研究農村包括農村教育問題，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正如錢理群先生曾經說過的，中國農村是一個巨大的思想寶庫，那里有教育的源頭，有逝去的教育傳統(tǒng)，有許多能使我們的生活更有意義的東西，只是目前在“現(xiàn)代化”“城市化”的強大思想話語體系之下，它們顯得“渺小”和“不合時宜”。同樣的道理，正如劉鐵芳教授所說，我們今天關注鄉(xiāng)村教育，一個重要的意義就是為我們物欲化的都市生活尋找新的根基。這種根基表現(xiàn)在兩個層面：一是作為族類的根基，一是作為個體生命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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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有人認為是“短世紀”，也有人認為是“長世紀”甚至是“漫長的世紀”。艾瑞克·霍布斯鮑姆在《極端的年代》中認為20世紀是“短世紀”，其理由是：20世紀初，人類尤其是歐洲還沉浸在19世紀晚期以來的“太平歲月”里，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隨后是一系列的革命、暴力、戰(zhàn)爭、冷戰(zhàn)恐怖；而隨著1991年蘇聯(lián)解體和東歐劇變，人類歷史開始了另外一個時期，20世紀也在事實上“壽終正寢”。按照這種邏輯，中國的20世紀應該是一個“長世紀”甚至“漫長的世紀”。蓋因為，中國的20世紀從19世紀末就開始了，中國20世紀初的動蕩、革命、巨變孕育在19世紀末的甲午戰(zhàn)爭、戊戌變法甚至是1840年以來的天風海雨之中，清朝的末年，帝國的黃昏，也是新世紀、新世界的曙光；也因為，發(fā)端于20世紀70年代末、深刻改變了中國前途命運的偉大的改革開放，至今仍然是中國社會的主旋律，仍然在影響并改變著幾乎所有人的生活，而貫穿整個20世紀的中國現(xiàn)代化、城市化進程，也正在繼續(xù)進行之中。20世紀中國經歷了人類所有樣式的革命和空前的社會改造運動，山河巨變，滄海桑田，制度的變遷前所未有、世所罕見，國家、民族和人民都有許多不可磨滅的記憶。城鄉(xiāng)二元結構是這個宏大舞臺的一個深重背景、寥廓記憶的斑駁底片。

黑格爾曾說過，歷史是一堆灰燼，但灰燼深處有余溫。在廣闊的社會、歷史背景之下，選取一個小小的角度，通過相關的政策、制度文本，穿插著時光，在歷史的皺褶、縫隙中打掃、鉤沉，既為過往，也為救贖。

伴隨著現(xiàn)代化、城市化、工業(yè)化、信息化的進程，傳統(tǒng)中國的城鄉(xiāng)二元結構已然發(fā)生變革和解構。陶淵明的“東籬”“南山”，少年閏土的故鄉(xiāng)，很多人記憶中的事物，以及“和伙伴們一起尿尿和泥、在田壟河溝里亂滾”的日子，已漸漸遠去，取而代之的是許多人“去國懷鄉(xiāng)，卻感極而悲”地敘說著的故土，剩下的是魂魄所依的鄉(xiāng)愁和時常被喚起的集體記憶。

有人認為，從歷史變遷的角度來審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最偉大的成就，是從鄉(xiāng)土中國轉型為城鄉(xiāng)中國。城鄉(xiāng)中國深刻的分野，促使費孝通先生在20世紀40年代寫出著名的《鄉(xiāng)土中國》。若干年前，北大周其仁教授推出《城鄉(xiāng)中國》，書中有這樣一段話：“中國雖然大，可以說只有兩塊地方：一是城市，一是鄉(xiāng)村。中國的人口十幾億，也可以說只有兩部分人：一部分叫城里人，另外一部分叫鄉(xiāng)下人。這樣看，城鄉(xiāng)中國、中國城鄉(xiāng)，拆開并攏，應該就是一回事?！背鞘泻袜l(xiāng)土兩個曾經的不同空間，在大時代的變遷里逐漸融匯，而每個普通人身處其中載浮載沉。

當今世界，原有的秩序正在繼續(xù)崩壞，舊的地圖正在失效，人類正處在歷史新的十字路口。今日中國，正繼續(xù)抖擻精神，奮力“跨越三百年的自卑”，在以中國式現(xiàn)代化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星夜兼程、大步流星，正在繼續(xù)經歷著人類歷史上最為深刻、最為宏大的社會改造實踐與探索。作為世界上最大規(guī)模的發(fā)展中國家，作為一直以來的超大規(guī)模社會、而今的超大規(guī)模復雜社會，社會治理、制度變遷的復雜程度自不待言。中國仍然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對未來抱持信心。值此佳際，以自己微弱的書寫，感受歷史的律動、時代的脈搏、家國的命運。

（《城鄉(xiāng)中國的教育》，柯春暉著，團結出版社。本文為該書前言，有刪改。作者單位系中國教育電視臺）

《中國教育報》2024年01月17日第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