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體育俱樂部里的“大學問”

德國的體育人口約占總人口的2/3，體育已成為德國人在飲食起居之外最常參與的活動，支撐在其背后的德國體育俱樂部體制，或可成為中德體育交往中的新話題。

2024年7月14日，第17屆歐洲足球錦標賽（歐洲杯）在體育底蘊深厚的德國落下帷幕。這一影響力僅次于世界杯的足球賽事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使這個夏天成為德國全體國民的“體育狂歡節(jié)”。

體育究竟為什么在德國具有超凡魅力？

德國體育長久不衰之原因在哪里？

對于中國體育又有哪些借鑒意義？

——這些問題都可以在德國獨特的體育體制中找到答案。

筆者曾于2003年至2008年在德國科隆體育大學攻讀體育科學博士學位，并出版了《德國體育研究》的德文與中文兩本專著。根據親身經歷與長期的學術研究，對中國體育發(fā)展借鏡德國體育體制產生了一定的創(chuàng)新思考。

目前人們對德國體育的認識有一個誤區(qū)，即因德國在夏季奧運會上的成績有所下降，從而認為德國不再是體育強國。但現(xiàn)實恰恰相反，除了夏季奧運會這一競技體育舞臺，德國還在冬季奧運會上成績斐然，且以足球為代表的大球項目長盛不衰，其體育人口達到了驚人的66%，并擁有非常發(fā)達的體育產業(yè)等，這些都是體育強國的重要標志。因此，筆者認為，德國是目前全球范圍內僅次于美國的體育強國。

德國體育體制發(fā)展的基本情況

德國體育不同凡響，既有深厚的歷史傳統(tǒng)，又富有進取的現(xiàn)代精神。當人類社會的體育初入現(xiàn)代之門時，以古茨穆茨（J.C.F.GutsMuths）為代表的體育家們就開風氣之先，將體育運動的教育功能提升到一個新的歷史高度。在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zhàn)與冷戰(zhàn)后，德國體育始終保持著長盛不衰，其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德國獨特的體育體制。

在講述德國體育體制之前先分享幾個小案例，從中便可窺見德國人對體育運動的熱愛。

德國足球觀眾的上座率到底有多高？

僅僅用“座無虛席”來形容遠遠不夠，因為這樣還體現(xiàn)不出球迷占人口的比例。

科隆是德國第四大城市，人口只有100多萬人，而科隆隊的主場萊茵能源體育場能容納5萬人。也就是說，科隆約有5%的市民會經常觀看足球比賽。如果這個比例還不夠高的話，那霍芬海姆足球俱樂部的上座率就有點兒“恐怖”了：其在初建球場時便能容納20150人，而當時霍芬海姆這個德國典型的小城鎮(zhèn)總人口只有3263人！這些案例充分展現(xiàn)了德國體育的獨特性，其根本原因得益于德國的體育體制。

德國的體育體制可以被直接地歸納為“社會主導型體制”，其體育俱樂部體制在國際上極具影響力和代表性。自1816年德國第一個體育俱樂部成立以來，經過近200年的發(fā)展，到2010年德國共有體育俱樂部91148個，會員2764萬人，占德國總人口的33.78%。另外，還有約1/3的人口在商業(yè)健身機構或自發(fā)進行鍛煉。由此可見，德國的體育人口已約占總人口的2/3。這是一個相當驚人的數(shù)字，說明體育成為德國人在飲食起居之外最經常參與的活動。這樣的社會體育氛圍，也為青少年參與或從事體育運動塑造了絕佳的環(huán)境。

除此之外，德國非常重視體育科研以及體育科技的推廣應用，政府投入了相當?shù)慕涃M來支持體育科研。從20世紀60年代德國的綜合性大學開始設立體育科學的研究機構和教授職位，到1970年德國科隆體育大學正式成為一所聯(lián)邦州所屬的研究型大學，這些院校是德國體育科研的主力軍。

那么德國人對體育俱樂部的感情有多深？

都說德國人有成立協(xié)會和俱樂部的傳統(tǒng)，3個德國人湊在一起就會想著成立一個協(xié)會，這也是德國有多達9萬多個俱樂部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俱樂部已成為德國人聯(lián)結和維系感情的重要紐帶。筆者曾于2005年-2008年在德國參加了一家大眾網球俱樂部，并曾代表俱樂部參加過區(qū)縣級聯(lián)賽。回國后，還經常收到當年隊友們互發(fā)的郵件，討論下一場比賽的排兵布陣，回味某一場比賽的勝利。這種認真勁兒和對比賽的投入簡直就像真正的職業(yè)運動員。每次筆者收到這樣的郵件時，都會為他們的熱情所感動。

這些不同級別、不同規(guī)模的體育俱樂部在德國體育發(fā)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德國的競技體育、群眾體育和學校體育等各個方面都建立在俱樂部體制的基礎之上。尤其在群眾體育和全民健身方面，德國的體育俱樂部更是發(fā)揮了積極而有效的作用。因此，“體育俱樂部會員”在德國幾乎成了“參加體育鍛煉”的代名詞。

進一步而言，作為社會主導型的德國體育體制沒有設置專門的政府體育主管部門，憲法中也沒有明確賦予聯(lián)邦政府管理體育的權力。因此，德國體育的管理主要由各類社會體育組織如體育類協(xié)會和俱樂部來承擔，而各聯(lián)邦州政府中的教育部門和體育局只負責中小學體育教學和公共體育設施的建設任務。

目前，德國體育的最高管理機構為德國奧林匹克體育聯(lián)合會（DOSB），所有體育俱樂部都通過不同層面（州、地區(qū)和城市）的專業(yè)協(xié)會和體育聯(lián)合會直接或間接接受DOSB的管理，所以德國的體育體制又被稱為典型的“俱樂部體制”。這種俱樂部體制不僅有效促進了德國的體育發(fā)展，而且對競技體育、學校體育和群眾體育等方面起著重要而積極的作用。

關于德國體育體制的認識

德國體育的旺盛生命力根植于其自下而上不斷生長的良好體育發(fā)展環(huán)境。當每個國民在業(yè)余時間都會去體育場上揮灑汗水時，這個國家的體育自然而然地就閃耀在世界體育版圖中。

基于俱樂部體制的支撐，塑造了德國的競賽體系。也就是說，每個德國人都可以代表不同的俱樂部參加比賽，而非在其他國家更普遍的代表地區(qū)才能參賽。這種扁平而又層次豐富的競賽體系將不同俱樂部的德國人聯(lián)系在一起，同時也為運動員選材、教練員培養(yǎng)、體育經濟價值的開發(fā)提供了紐帶，不僅保證了普通大眾參與體育鍛煉的普遍性與可能性，又維持了競技體育高水平可持續(xù)發(fā)展。

值得注意的是，俱樂部體制的零散多樣、分布廣泛等特點，使德國民眾普遍形成了體育意識，包括對體育運動的認識、對健康生活的渴望以及參加體育鍛煉的自覺性和積極性等。這種意識和態(tài)度，一方面提高了普通民眾全方位參與體育運動的比例，另一方面由于民眾對于體育運動的關注度與參與度的提高，也使得競技體育與職業(yè)體育的發(fā)展獲得了更廣闊的空間。

俱樂部體制與體育意識在德國體育事業(yè)中呈現(xiàn)出相輔相成的關系，二者缺一不可。沒有俱樂部體制就失去了制度的保證，而沒有民眾積極的體育意識和態(tài)度，再好的制度也無法長久地生存下去?？梢哉f，體育俱樂部成為每個德國人成長過程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將每個個體的體育記憶聯(lián)結在一起構成了德國人的集體體育記憶。

經過百余年的沉淀與傳承，體育已融入德國的國民性中，構成了他們民族自豪感的來源。例如，德國足球甲級聯(lián)賽的拜仁慕尼黑俱樂部、多特蒙德俱樂部、勒沃庫森俱樂部不僅是國家性的體育標簽，更成為世界足球史乃至世界體育史上的亮眼所在。

德國體育體制對中國體育體制改革的啟示

中國與德國之間有著很深的體育歷史淵源，主要呈現(xiàn)在競技體育領域的交往，包括通過引入德國的教練、訓練方法來提高我國弱勢項目的水平等。20世紀80年代的游泳、90年代的足球，雅典奧運會上皮劃艇項目的突破和冬季兩項水平的提高，都有德國人作出的貢獻。但是，在當下“加快建設體育強國”的背景下，僅僅學習德國在競技體育上的成就和經驗，對我們而言已經顯得有些微不足道。如何將德國體育體制的優(yōu)秀經驗與我國體育國情相結合，在新時代具有重要意義。

縱觀世界各國不同體育體制的基本特征，大致可以劃分為政府主導型、社會主導型和介于兩者之間的結合型。無論何種體育體制，均對一個國家的體育事業(yè)產生著根本影響。不同國家的體育發(fā)展水平和規(guī)模，除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因素之外，體育體制在其中發(fā)揮著根本性作用。

相較于德國的社會主導型體育體制，我國的體育體制則屬于政府主導型。其中既有歷史原因，也有國情原因。總體而言，在以“舉國體制”“奧運戰(zhàn)略”為代表的體育政策的指引下，我國在過去數(shù)十年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fā)展成就：奧運獎牌榜長期處于領先位置，群眾體育事業(yè)得到蓬勃發(fā)展。隨著我國體育事業(yè)轉向高質量發(fā)展，以“舉國體制”為代表的體育發(fā)展道路面臨著體制改革何去何從的重大問題。在“新型舉國體制”探索發(fā)展的過程中，德國的社會主導型體育體制可以從以下幾方面提供經驗借鑒。

一是有序轉向“政府引導-社會主導”的體育體制改革方向。全盤轉向社會主導型體育體制，既不符合我國國情，也無益于實現(xiàn)改革目標。

我國“舉國體制”發(fā)展道路上遇到的主要問題表現(xiàn)為，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fā)展的長足進步極大拓展了體育資源，但僅依賴體育系統(tǒng)無法高效協(xié)調相關資源，導致體育事業(yè)各個方面的發(fā)展相互孤立，甚至彼此掣肘。對此，有必要在“新型舉國體制”框架下，幫助政府“卸擔子”，將更多的體育發(fā)展權交給社會，讓政府發(fā)揮好政策“指揮棒”作用，整合社會各類體育資源，以此有序轉向“政府引導-社會主導”的混合型體育體制。

同時，這也十分契合體育事業(yè)高質量發(fā)展的客觀要求，一方面，能夠讓人民更好地成為體育事業(yè)的主人，構建根植于社會的體育生態(tài)體系；另一方面，則能讓更多的體育人才基于興趣從社會中成長出來，而非依賴體校的專業(yè)培養(yǎng)模式。

二是激發(fā)民間能動性，實現(xiàn)“群眾體育與競技體育協(xié)同發(fā)展”。黨的二十大報告著重將“群眾體育與競技體育協(xié)同發(fā)展”置為“加快建設體育強國”的前綴?！叭绾螀f(xié)同群眾與競技”成為體育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而德國體育俱樂部體制或許可以有所啟發(fā)。

當前我國競技體育主要依賴體育系統(tǒng)的三級訓練網機制，群眾體育則是自發(fā)組織較多，二者之間鮮有聯(lián)系。同時，當前我國社會層面的體育俱樂部也較為有限，單項類的俱樂部比例較高而綜合性俱樂部較少，且俱樂部總量也十分有限。今后，可以考慮逐步將部分體校轉型為由政府運營的體育俱樂部，同時引導學校與社會資本合作建立各類體育俱樂部，并相應轉變既往的競賽體系，形成依托社會網絡結構的體育競賽體系。這樣便能面朝混合型體育體制改革，明確學校、社會與體育系統(tǒng)的權責劃分，建立起群眾體育與競技體育的協(xié)同發(fā)展模式。

三是塑造全社會維度的“體育參與意識”并孕育“終身體育理念”?！凹涌旖ㄔO體育強國”是一項系統(tǒng)工程，并非朝夕之功，必須重視在社會維度塑造全民的“體育參與意識”。

根據德國體制所衍生出的國民體育意識，我們應當著眼新時代青少年，通過激勵政策與思政教育讓他們積極投身到各類體育俱樂部或運動隊中，進而完整地培養(yǎng)一代“新體育人”，從而讓這批“新體育人”憑借其成長過程中積淀的體育記憶向后代傳承，形成體育意識的代際化。

同時，還需重視“體育參與意識”向“終身體育理念”的遷移。當前，我國人均預期壽命已接近80歲，如何有效提高生命質量成為每個個體無法回避的問題，體育在促進生命健康方面所能起到的作用也愈加受到重視。因此，推動形成終身體育理念是實現(xiàn)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根本關切，也是實現(xiàn)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關鍵所在。（作者 劉波系清華大學體育部主任，曾于2003年-2008年在德國科隆體育大學攻讀體育科學博士學位）

來源：《神州學人》（2024年第8期）